编者按：本书为“网易人间”关于美食记忆的精华文化合集，以不同的角度和风格，走进70后80后的记忆深处，以最为难忘的味觉记忆，呈现几十年来美食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文：小杜/独立文学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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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美国几个月，我带她去了无数次华人超市，最常买的就是豆腐：水豆腐、嫩豆腐、老豆腐、冻豆腐、油豆腐、糯米豆腐、麻油豆腐……再加上豆腐干豆腐乳之类，我的冰箱整整一层都是各种豆腐。

我劝母亲：“豆腐含太多大豆异黄酮，对身体不好，尤其是过了更年期。”

她不听，还是不停地往回买。可回来吃两口就又不吃了，放冰箱里，等想起来了再下锅。有些过了保质期，严重的长起了一撮撮的白毛，不严重的虽表面看不出什么，但还是被我扔了。

看母亲买豆腐的固执劲儿，总让我觉得她不是老了，就是想回国了。

“妈，豆腐有那么好吃？”

“说不上好吃不好吃，就是吃起来不对劲。”

“美国这边的豆腐不对劲？”

“国内豆腐现在也不对劲。再说美国的豆腐不也是从国内进口的么。”

看来是她老了。我不再说什么，任由她去买吧。

2

后来有一次，听母亲说起她的一个小表舅，我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爱吃豆腐。

母亲和小表舅小时候，一个住县城，一个住农场，隔着三四十里地。

姥爷去世得早，六个孩子全靠姥姥一手拉扯大——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手拉扯大，日军侵略时姥姥被炸掉了一只胳膊。姥姥家虽在县城，但条件极差。小表舅家在农场磨豆腐，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买卖。故两家间走动，以母亲去小表舅家居多。

母亲那时人小，又是女孩家，小表舅家留吃饭，姥姥从来不让她上桌。不上桌就没有新闷的大米饭，连新蒸的豆腐都没有，只有一块烤地瓜和一碗撒了盐的豆腐渣——固然热乎，但毕竟也还是豆腐渣。

当时，小表舅比母亲矮半头，还是个哑巴。

两岁时，家里大人背着小表舅去林子里挖蘑菇，遇见了黄大仙，大人孩子回家都发了一场烧。大人躺了两天，起来继续下地干活，孩子却成了哑巴。哑巴表舅见母亲捧着一碗豆腐渣，就自己去切了半块蒸豆腐，撒上葱花儿酱花儿，偷偷端给他的表外甥女。

那蒸豆腐味道如何？用母亲的话就是，“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

偶尔小表舅也来姥姥家串门儿，母亲就给他留一碗大米饭煳锅巴，蘸了酱油大口大口吃。不过还是母亲去他家多，所以偷偷端出来的蒸豆腐远多过煳锅巴。具体多了多少次，母亲说她到现在都还记得，可见有些事越老越放不下。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

华人超市里摆的豆腐划分得极细，单就老嫩的程度，就分firm、mediumfirm、soft、mediumsoft、silk、mediumsilk六种。母亲把它们逐一买回来，挨个蒸上一遍，撒上葱花和豆鼓酱，全是为了寻找当年“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的感觉。

可能找回来么？看看我冰箱那些长了毛的盒子就知道了。

3

中学毕业后，母亲被分配到县第一副食品公司，简称“副食”。当时母亲还不到二十岁，在副食当售货员，穿着公家发的白大褂和白口罩，整天在几颗猪脑袋和一大堆心肝肺之间翩翩起舞。

工作倒不怎么忙，但渐渐她就不大和姥姥去农场了。究其原因，除了她正和父亲热恋，再就是副食的猪头肉实在好过小表舅家的蒸豆腐太多了。

小表舅也不再磨豆腐，他跑到县里搞起了个体户。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创业的头脑，而实在是时代不由人：生活改善了，条件发展了，磨豆腐不再是什么神乎其技的手艺，农场和县里冒出好几家卖豆腐的，生意便不似从前那么好做了。

再说他又是个哑巴，一块块的雪白豆腐，都让家里会吆喝的人推出去卖了，挣多挣少他一点数也没有，于是就没完没了地跟表舅姥爷比画，要自立门户。

可是他一个农场长大的哑巴小子，能干啥呢？于是，他以去姥姥家串门为由，跑了好多趟县城。除了往农场带回“副食”的香肠和猪耳朵，他还窥探到县城的一个秘密，那便是刚建起来的菜市场。

菜市场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倒扣着的塑料大棚，摩肩接踵的人，和着吆喝、叫卖、喊秤、剁排骨声，各种讨价还价，杀鸡剁脑袋，两个女人对骂，地当中是两条大鲫瓜子，啪啪啪地甩着尾巴。

而且这里每天都那么热闹，连礼拜天都是，农场越闲，县里的菜市场就越热闹。

这里只有一样让他感到沮丧，便是有整整两排玻璃柜子在卖豆腐脑豆浆干豆腐，一切跟豆腐有关的东西这里都有。可他从小到大只有磨豆腐一样本事，在这繁花似锦的菜市场却派不上用场。他垂头丧气回到农场。

他蹲在晚春的黑泥上，用刀子画啊画啊，把自己支离破碎的县城梦讲给表外甥女。母亲却笑了。不是因为自己新烫了头发，也不是和父亲订了婚，而是今天她要来给小表舅说亲：“人家也在‘副食’上班儿，年龄偏大没几岁，脸上稍微有点麻子，也是后天才哑的，但这些算啥？人家愿意帮咱办县里户口。”

县里户口，偏大没几岁，麻子，副食，公家……这些事物在农场的人嘴里传来传去，把表舅和一个同样说不出话的女人串在一起。

他结婚了。一个哑巴，在县里自立了门户，整个农场谁能想到呢。

4

表舅如愿以偿，很快在县菜市场摆起了摊子。

最初是卖生豆芽儿，在地窖里摆好一个个塑料编织口袋，一口袋底儿的豆子，润上一点水，用砂子压，用石头压，用面盆压，压上两三天，豆芽就滋滋滋发出来了。一口袋一口袋的，白白胖胖的，煞是好看。趁天没亮，就赶紧骑三轮车把先发好的送到菜市场。立了牌子标价，不讲价，不谎秤，人称“哑巴豆芽”，没多久就在县里传开了。赶上逢年过节，一天能卖两三编织袋。

这事业只一样不好：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忒遭罪。好在年轻，体格儿好，哑巴舅妈又疼他，天天中午跑去菜市场送饭，铝制饭盒里是蛋炒饭，撒了牛肉丁儿，小暖壶里是浆子，加了糖掺了牛奶。不像旁边卖蒜苗的两口子，顿顿饭茶蛋就地瓜干往下噎。

十生百，百生千，如此两三年下来，两口子成了万元户。眼见着表舅妈的肚子一天天圆了起来，没多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呱呱落地，哭得又响又亮。

也是同一年，我出生了。小时候，我经常去我这个同龄不同辈的小舅家玩，除了屋里屋外一股豆芽味儿，其他都挺好。饼干小人儿酥管够吃，红白机随便打，从早上打到晚上，打到两眼发直，打到母亲过来拧我耳朵才能拉回家。

记得有一年春节，两个不说话的大人领着一个说个不停的小人儿，来我姥姥家拜年。电视里重播春晚，有个小品说“造导弹的不如煮茶蛋的”，大人听了一笑了之，我那个同龄的小舅却豁着牙续道：“煮茶蛋的不如生豆芽儿的！”

童音响脆，掷地有声，众亲戚纷纷向哑巴两口子道喜。表舅妈捂着嘴笑，表舅一把抱起儿子亲个没完。

当时“副食”还没黄，但已入不敷出。猪头肉猪耳朵卖不动，又怕坏，就顶奖金发给职工，连发了半年，发得我一看到猪耳朵就犯恶心。父亲也要调工作，所以他和母亲压力都很大。

我却满脑子都是红白机，心想我家要是也屋里屋外一股豆芽味儿就好了。

5

至于母亲的哑巴表舅，房子越盖越大，生意也越做越大，从豆芽儿扩展到各种蔬菜水果，与此对比的是县里的“副食”，彻底黄了，连房子都快扒了，只剩下几颗目瞪口呆的猪头和一堆干巴巴的猪耳朵。

哑巴舅妈干脆和表舅在菜市场斜对面盘下一处门市房，门口还摆了一大音箱，“老兴隆蔬菜水果小世界即日起正式开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光临，新进日本原产红富士苹果，八五折优惠，欲购从速……”

至于那位和我同龄的小舅，也许是小时候说话太多了，一进入青春期反倒变得少言寡语了。要么不张口，要么一张口就骂人。他的哑巴妈妈新烫了头发，穿梭于“老兴隆”和各种牌局之间，没心思下厨做饭，小舅就叼着双汇火腿肠，像是衔着一根粉色的雪茄，整天在菜市场里游荡。那时候，火腿肠两块五一根，县里条件一般的孩子轻易不买。我问过小舅，火腿肠到底是肥肉还是瘦肉。他正一口一口往下咬塑料肠衣，咬完再一口一口往外吐，弄的满嘴都是绛红色：“他妈的全是粉面子！”

那时，我很羡慕小舅可以说随便脏话，甚至在哑巴父母面前也能吐出那些字眼儿。不知道是整个菜市场到处都充斥着那些字眼儿，还是他父母觉得一个人能张口说话就算莫大福分了。

满嘴脏话的小舅很快和菜市场的成年混混熟络起来。在县一中侧门口，他变戏法儿似的从土绿色军挎里抽出一把甩刀，单挑了几个吆五喝六的小流氓，成为全校的偶像，哪里还有我近身的份儿。

那时一中的保安姓谭，挺年轻，但天生谢顶，脑袋又有点歪。全一中的师生校长教导主任加起来，小舅也没把谁放在眼里，除了这个谭老歪。只是因为每次小舅闯祸进了警局，都是这谭老歪把他拎出来的。

所以在一中昏暗的厕所里，小舅总是递上一支刚点着的石林烟：“老谭，抽吧。”

尽管一出学校就跑去菜市场厮混，但小舅的成绩也没那么坏，至少家里花钱读个高中不成问题。但县里高中敢不敢收他，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初三那年夏天，他终于替高中解决了这个头疼的问题：在电子乐轰鸣的迪厅，他把甩刀插进了一个醉鬼的太阳穴，理由是那家伙居然把他当成了一个女的。

这也难怪，彼时小舅虽发育起来，但面色苍白，双腿比双眼还要细长，即使艳阳高照，他浑身上下也透着一股阴冷的狠劲儿。那醉鬼是个成年混混，在道上贩卖来自南方的摇头丸。而我的小舅，才刚刚进入变声期。

事后，有人说那是一柄三叶甩刀，有人说是弹簧刀，还有人声称那是正儿八经的警匕。不管是什么刀，故事的最后，小舅一脚踹开窗子，从三层高的迪厅跳出去了。

尽管家里能砸得起钱，也愿意砸钱，但还是摆不平这祸事。“老兴隆”生意暂停，哑巴夫妻好像两只绝望的蜘蛛，吐尽了所有的关系网，也只是徒劳。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把儿子送到了农场，哑巴表舅的老家。

没多久，谭老歪推开了他家的大门。

根据谭老歪的说法，事儿闹得确实有点大发了，但也不是不能摆平，因为“摇头丸断了，咱家孩子其实给县里除了一害”。

在哑巴表舅家，谭老歪问：“咱家到底能掏多少钱？”

表舅排出四打一百元的票子。

谭老歪没吭声，闷头抽烟。

表舅急了，咿咿呀呀比画一番，舅妈急了，又从里屋拿出四打百元票子。这回是用塑料纸包着的，上面粘着泥，一股潮气，明显是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

“操，用不了这么多！”谭老歪把四打票子塞进牛皮纸大信封，转身就走。

6

买回一条命的小舅被一辆农用双排座送回县城，在迪厅舞厅过完了他的变声期。谭老歪将哑巴表舅家那笔“人情费”扣了一半，自己在县里打点，从此扶摇直上，没多久就穿上了制服。

“谭大副”，县里人都这么称呼。在警区或拘留所，每次不期而遇，小舅依旧叫他“老谭”，然后递上一支硬中华。

后来，老谭往他家拨了电话，说这样下去你家孩子早晚也会变成县里一害。

哑巴父母在电话里自然是沉默的。“要不让孩子当兵吧，我给找人。”老谭说。

老谭说话算话，这兵当的倒真没花太多钱，而且是海军，南沙群岛，理由是“南沙离咱家够远，孩子轻易没法儿往家跑”。

所以我读高中那年，小舅就去参军了。等我考上大学，他升士官。他退伍回县里，我已拿到签证出国了。

小舅家也起了很多变故。

先是有年冬天“老兴隆”被一把火烧没了。倒不是哑巴两口子不小心，而是菜市场被什么人趁半夜点着了，火借风势，咆哮奔腾在整个南二道街区的夜空，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罢休。整个南二道街被烧落了架，烧得县里整个冬天都有那么一股焦臭味。

好在大火没烧退哑巴表舅的雄心，他干脆把事业从倒腾蔬菜升级为倒腾木材。买了辆“东风”大卡，把农场的松树林子一株一株放倒，锯成板条，再拉到省城，卖给南方来的“大老板”们。

我母亲曾极力反对这事，说这是犯法的，一旦抓着了就进去了。哑巴表舅却摆手笑她。他有他的信心，便是谭老歪。因着他儿子的那场祸事，他和“谭大副”成了老铁。

母亲又指望舅妈劝劝，可人家正热心于整容和打麻将，一桌三个舅妈那种年龄的女人，都是手里有闲钱的，外加一个年轻小伙，个儿高，皮肤白净，爱说爱笑，一笑还有两酒窝。

据说，舅妈麻将原本打得很好，但自从有了这小伙凑局，舅妈的牌就有点乱了，小伙子一讲笑话她就笑，一笑就给人家点炮。输点钱无所谓，关键是开心。舅妈虽有点发福，但把脸上麻子点下去了，又割了双眼皮儿，拾掇拾掇也挺耐看。

后来，她还往家添了卡拉OK，打完牌就在饭店订了锅烙或水煮鱼，请大伙去玩儿。那小伙子专唱刘德华的《忘情水》。几个中年女人嘻嘻哈哈喝酒吃肉，只有哑巴舅妈对着在松下大彩电里嘴巴一张一合的刘德华出神。

表舅这边跑了几趟省城，木材事业竟也做起来了。他也学南方的“大老板”，新买了款爱立信手机别在腰间，也是刘德华做的广告，“事业我一定努力，对你我永不放弃。”可他是个哑巴，没法用爱立信谈生意，只能用来听歌。

还真有人在爱立信里给表舅唱歌。

省城到县城八百里国道上，有一个鸡鱼馆的女老板，据说丈夫被车撞死了，她才从老板娘变成了老板。女老板除了给表舅亲自炖鸡炖鱼，还揉肩搓背，给他唱歌。在枕边唱，在爱立信里头唱。开着东风大卡，听着情人唱歌，八百里的国道大概都跟着旖旎起来。

后来，女老板就问表舅，说要不你把倒腾红松的款子都取出来，我这边认识个熟人，着急抬钱，三分半的利。抬完这钱，咱俩就一起过吧。

表舅本来还有点犹豫，可一回家发现有个小伙对着自己老婆唱《忘情水》，他就把钱都取出来，让女老板都给抬进去了。

结果，女老板转眼就在爱立信里消失了，表舅急了，去鸡鱼馆里找人，却只有几个拎着西瓜刀的老爷儿们。

本来表舅还可以找老谭，可惜那年严打，“谭大副”横尸我们县夜总会，浑身都是砂枪轰出来的窟窿眼儿，谁也说不清是谁干的。

当时县里不少有钱人都在闹离婚。母亲说这下完了，表舅和舅妈够呛了，父亲却说肯定离不了。钱要还在，那肯定离了。现在钱没了，又是对儿哑巴，离了找谁过呀？

果真没离。

表舅在家里跪到第二天，儿子从南沙群岛打来电话，说眼看要退伍转业了，要他们赶紧再汇笔钱，好托人找关系。舅妈一把抱住丈夫，两口子抽泣起来，发出一种只有哑巴才能发出的呜咽。

卖掉东风大卡，一大半儿的钱汇去海南岛，一小半儿租了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门市房，“夫妻二人烧烤涮”又起来了。

7

很可惜，小舅退伍后只能回县里，因为家里的钱到底还是没跟上。

小舅被南海的风吹得又黑又瘦，穿着一身帅气的海军服，站在县里灰秃秃的南二道街上，挺拔而突兀。

南二道街的拐角是“成功驾校”。按照哑巴两口子的设想，一张驾驶证再加一笔退伍转业费，足以将儿子变成一个大卡司机，往来于省城与县城之间，从头再来，再造他们家倒腾木材的辉煌。可是小舅却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就像每一个在外面闯过的年轻人，他对这县城有股莫名的厌恶。

而哑巴表舅的烧烤涮生意原本就惨淡，又被新开业的韩式烧烤城给顶了，每天也就中午有几个小学生过来嚷嚷着烤两毛蛋而已。这更让小舅下定决心，拿到驾照后一走了之。至于将去何方，他没具体想过：“反正越远越他妈好，越往南越他妈好。”

在满是轮胎印迹的大院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

我是听母亲说的，依照母亲的理解，这女人年纪轻轻就离过婚，家里又没钱，还是个独生女，惯得不像样，随便哪一样都是能杀死一桩婚姻的毒药。至于那女人到底是怎么看上小舅的，母亲更是没法理解。

小舅一结婚就和老婆去南方了，一个开烧鸭店，一个搞美容。

“都不是容易挣钱的营生，”母亲摇头叹道，“在县里干不一样么？跟老爹老娘一起过还相互有个照应，不挺好么？”

“妈，我要在县里一直待着，你觉得好么？”

母亲沉默。

母亲在美国过得挺高兴的。她在国内虽是无神论，但在美国却总让我带她去教会，因为那里有说有笑，有布道有唱诗，有钢琴有管风琴，不分国籍，不分肤色，无论贫富，彼此兄弟姊妹相称，感觉比我们县里好多了。

教会还经常搞聚餐，大节小庆的，每家带一道菜，凑一凑就是十好几桌儿，又没人喝酒抽烟打麻将，母亲很是喜欢。母亲烧的菜里，必有一道带豆腐的，麻辣豆腐，尖椒干豆腐，肉末煎豆腐，不一而足。

虽只是家常菜，在国内难登大雅，但教会里的美国人都吃得竖大拇指：“ChineseTofuissuper！（中国豆腐太牛啦！）”

即使是中国人，在美国待得久了，口也就不刁了，也都说母亲手艺好。可我知道她对自己烧的豆腐越来越不满意，离当年在她表舅家吃蒸豆腐那“没等进嘴儿就香化了”的感觉越来越远。

去年感恩节，我陪母亲去商场买衣服，我坐在女试衣间对面的沙发椅上苦等，各种肤色各种高矮胖瘦的女人在眼前出来进去。

母亲从试衣间里出来了，双手空空。

“妈，挑那么一大堆还没合适的？”

“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