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性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者，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十岁立志

苏轼十岁的时候跟随母亲程夫人读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程夫人讲述范滂不畏奸佞，反贪治腐，无惧强权，为民牺牲的故事。

小苏轼大为感动，对母亲说，我将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

程夫人笑着说，你要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十岁的苏轼立志向范滂学习。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不忘初心：仁心爱民。

建设苏堤

北宋元祐五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筑起一条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南北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这条堤于是成为一条便捷的湖上通道，缩短了西湖南岸与北岸之间的交通距离，人们无须再绕湖三十里，就可以从西湖南岸抵达北岸了。当然，苏堤并没有将里湖与外湖隔断，因为在长堤上设计了六座桥，分别是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在湖中种植芙蓉，在堤上种植杨柳，又建了九座凉亭，以方便行人休憩。

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春日之晨，六桥烟柳笼纱，几声莺啼，报道苏堤春早。有民谣唱道：“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就由此而得名。

苏东坡本人在诗歌中，也有关于修筑这条堤岸的记载：“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救助弃婴

苏东坡被流放到了黄州，虽然那里米粮鱼肉便宜，但是他本就清廉，为人又豪爽，不善理财，毫无积蓄，妻妾儿女一大家来到穷乡僻壤，虽然精打细算，可还是不断陷入拮据状态，养家糊口、接待友客渐成问题。“吟诗我作忍饥声，便思绝粒真无策。”“饥人忽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

苏东坡虽自身难保，但了解到黄州、武昌一带民间有溺婴习俗，他不顾君命，上书黄州、武昌两太守，恳请二位出面革新陋习，并在黄州组建拯救溺婴组织，有智出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在自己最为拮据的时候率先捐钱。经过不懈努力，这一恶俗终被清除。

推广农具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谪到惠州的。他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不得签书公事，被安置在惠州。按宋朝的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其行动是受到监视限制的，并不能擅自出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受到管制。苏东坡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

苏东坡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农具改进的事迹，还得从绍圣元年八月讲起。当时，他在赴惠州贬所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当地有一位退休官吏叫曾安止，拿着一本自己编撰的《禾谱》书稿来向苏东坡请教。东坡看了之后，认为此书写得很详实，对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生产管理方法都作了介绍，对农民很有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介绍耕作农具和改良农具的内容，这是一大缺憾。苏东坡认为，生产工具的改良和进步，不亚于种植技术的提高。看完书稿后，苏东坡便向曾安止介绍自己在武昌时见到农民插秧时都骑的一种插秧工具——秧马，并极力赞美秧马的好处：“……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篙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你看，苏东坡写得多具体：徒手插秧，要弯腰俯首，弄得腰酸骨痛，声音沙哑。而秧马呢，非常轻便，一手提着就可以走。况且，用秧马插秧非常快。

从此一种新型农具——秧马便推广开来。

教书育人

在浙江宜兴市丁蜀镇蜀山南麓有一座古朴的红色庭院，那就是东坡书院。东坡书院的前身是载酒堂，是苏东坡当年居住生活、讲学授书、喝酒会友的地方，房屋虽然简陋，但每天都“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被贬儋州的三年，这是苏东坡人生的最低谷。然而一代文豪在最落寞、最艰难时，却用乐观的精神，与当地的百姓、与海岛自然融为一体，并积极融入本土，教化一方，与海南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苏东坡照例把儋州也当成自己的家乡。当年的儋州，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东坡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亲纷纷学苏东坡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塘水习惯。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东坡在儋州时，讲学用的语言是他的家乡话——四川官话。同时他还带动当地的塾师用四川官话讲学，虽然苏东坡当时的四川官话不等于现在的普通话，但却为后来儋州人用普通话授课，推广普通话打下了基础。 　　苏东坡居儋州时，开化百姓，身体力行改变当地人的陋习。当时，海南岛恶疾流行，而人民又缺少医药知识，通常是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为改变当地人的这种陋习，苏东坡对药物进行了研究，并为百姓开方治病，还用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鼓，为民治病。自此以后，当地百姓纷纷种黑豆，后人称为“东坡黑豆”。 　　苏东坡不仅改变了海南人的生活习惯，还积极地改进海南人的生产劳动习惯。在他的主张下，革除恶习，重视农耕，改进工具，促进生产，发展了农业。 　　苏东坡在海南所进行的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北归过润州时，有人问他：“海南风土，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苏东坡这一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爱民惜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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